唐修《晋书》选拔《世说》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闻名的公案色哥网，其批驳毁誉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道理。本文从摄取史角度动手，在采选与剪裁、统整与编排、订补与训释、赞润与点窜等四个方面，详实梳理《晋书》对《世说》的采撰实况，合计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《世说》行动一般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，其采撰步履之是以引起如斯高大的反响，正好说明《世说》在唐代业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脍炙人丁的平凡经典。
《世说新语》（下称《世说》）在隋唐时期的摄取情况，要比南朝宽广得多。
主要表当前五个方面：（一）目次学著述的著录；（二）《大唐新语》的模拟；（三）文东谈主诗文的援引；（四）史家刘知几的评论；（五）官修《晋书》的多半采撰。这一时期，传统的演义文学宗旨还是形成，但总的来说，唐代对《世说》的摄取仍在史学的掩盖之下。是以，在对其传播摄取的历史进行长远捕快后，咱们将唐代归入《世说》摄取的“史学期”。[1]对于这少许，更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唐太宗御敕修撰的《晋书》。《晋书》对《世说》的多半采撰，以及后东谈主对《晋书》得失的批驳，无形中为咱们配置了一个借以不雅照唐东谈主摄取《世说》情形的灵活坐标：一方面，采撰自身揭示了史臣们对《世说》历史价值的阐述，另一方面，采撰步履遭致的讥评又涌现了在史学见识的逼视下，《世说》那藏掖不住的文学性和演义品性。
张开剩余95%一、《晋书》的修撰偏激现代评价
唐修《晋书》选拔《世说》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闻名的公案，其批驳毁誉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道理。《晋书》之编撰，盖因前后十八家《晋史》未能尽善，故御敕史官愈加纂撰，以成新书。从贞不雅二十年（646）唐太宗颁布修史诏令起，至贞不雅二十二年（648）书成奏上，《晋书》的修撰只用了两年多时候，可谓“速成”。其成书后，“自是言晋史者，皆弃其旧本，竞从头撰者焉”[2]。这除了说明唐修《晋书》的确是一部后出转精的集大成史著外，至少还示意了少许——它的让东谈主盖头换面的可读性。这可读性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当先，当与编撰者身份才具酌量。刘知几《史通·论赞篇》云：“大唐修《晋书》，作家皆现代词东谈主，远弃史、班，近宗徐、庾。夫以饰彼卤莽之句，而编为史书之文，无异加粉黛于壮夫，服绮纨于高士者矣。”话虽含贬意，但其主要编撰者房玄龄、褚遂良、令狐德棻、上官仪等东谈主皆为其时闻名文人，娴于辞赋文章，其修史立场比一般史臣更看重文学性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“远弃史、班，近宗徐、庾”，也许是刘知几的偏听偏信，但“加粉黛”、“服绮纨”的活儿，令狐德棻们就怕也没少作念。
其次，《晋书》的取材十分宏富，前代的各式晋史险些收罗殆尽。赵翼说：“唐初修《晋书》，以臧荣绪本为主，而兼考诸家成之。今据《晋》、《宋》等《书》传记所载诸家之为《晋书》者，无虑数十种。”任性言之，盖有华峤《魏、晋》纪传、干宝《晋纪》、谢沈《晋书》、傅畅《晋诸公赞》、荀绰《晋后书》、束皙《晋书》、孙盛《晋阳秋》、王隐《晋书》、虞预《晋书》等，宋以后则有徐广《晋纪》、沈约《晋史》、谢灵运《晋书》、王韶之、荀伯子《晋史》、张缅《晋钞》、臧荣绪《晋书》、刘彤注《晋纪》、萧子云《晋书》等。另据《唐书·艺文志》所载晋朝史书，尚有陆机《晋帝纪》、刘协注《晋纪》、刘谦《晋纪》、曹嘉之《晋纪》、邓粲《晋纪》、檀谈鸾《晋春秋》、萧景畅《晋史草》、郭季产《晋续纪》、《晋录》之类，快要三十种。诚如赵翼所言，这些书“当唐初修史前锋俱在，必皆兼综互订，不专据荣绪一书也”。[3]这些书虽有“正典”的身份，但受时期风俗的影响，着述立场十分各种，它们所提供的千姿百态的历史图景，天然会使唐修《晋书》镌脾琢肾，其后居上。
第三，亦然最迫切的少许，即是《晋书》对魏晋时期演义、杂传的多半选拔。这在现代就引起极大的争议。刘知几在《史通·采撰篇》中指出：“晋世杂书，谅非一族，若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幽明录》、《搜神记》之徒，其所载或诙谐小辩，或神鬼魅物。其事非圣，扬雄所不不雅；其言乱神，宣尼所不语。皇朝新撰晋史，多采以为书。夫以干、邓之所粪除，王、虞之所糠秕，握为逸史，用补前传，此何异魏朝之撰《皇览》，梁世之修《遍略》，务多为好意思，聚博为功，虽取说于小人，终见嗤于正人矣。”刘知几行动一代史家，不可谓无识，但过于热烈的本位意志却使他对《世说》之类的“演义家言”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偏见。[4]在《史通·杂说篇》里，他又对《世说》特加诋诟：“近见皇家所撰晋史，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，若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搜神记》之类。”又说：“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《世说新语》，上叙两汉、三国及中朝江左事。刘峻凝视，摘其污点，伪劣昭然，理难文饰，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。遂采康王之谎言，违孝标之正说。以此书事，奚其厚颜！”如斯评价，几近于诅咒。因为不齿于“短部小书”，就将与之“有染”的《晋书》也一并骂倒，咱们天然弗成指望从中获取什么真知卓见；但有少许是值得详实的，那即是，刘知几的“酷评”在白璧青蝇地检查了正史修撰的武艺论问题（委果说即是正史能否采演义、偏记入书）的同期，还第一个揭橥了唐修《晋书》与《世说》的亲密相干。咱们合计，唐修《晋书》之是以成为一部还算颜面的史书，很猛进度上借助了这种“亲密相干”。而这种彰着被夸大了的相干，其实是大有深意在焉的。
二、唐修《晋书》采录《世说》之因与果
关联词，唐修《晋书》因何会对《世说》情有独钟？当前，学者一般合计原因有三：当先，是《晋书》编撰者多为现代文东谈主学士，看重文、史并茂，雅信兼得，而《世说》所记，文笔可不雅，故成为取材的上佳之选。其次，唐修《晋书》以臧荣绪《晋书》为正本，尔后者就曾录取了不少《世说》中的记录，转相引据，天然而然。[5]第三，《世说》自身的特性（如动东谈主的故事，优好意思的文辞，丰富的史料等）也使它有资历成为编修《晋书》不可或缺的迫切参考。[6]这么的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。此外，在唐时刘孝标的《世说》注本最为盛行，刘注的详赡进一步增强了《世说》的史料价值，这就怕亦然一个阻塞忽视的原因。
尽管有以上这些满盈充分的意义，在演义隶属于史传的时期，《晋书》编者对《世说》的爱重如故难辞其咎。对《晋书》的品评自刘知几运转，一直就莫得中断过。五代时所修的《旧唐书·房玄龄传》就说：唐修《晋书》，“史官多是文咏之士，好采诡谬碎事，以广异闻；又所评论，竞为绮艳，不求笃实，由是颇为学者所讥。”彰着受了刘知几的影响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十三亦云：“刘知几《史通》：‘《晋史》所采多小书，若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幽明录》是也。曹（嘉之）、干（宝）两《纪》，孙（盛）、檀（谈鸾）二《阳秋》，皆不之取。其中所载好意思事，遗略甚多。’又云：‘唐修《晋书》，作家皆词东谈主，远弃史、班，至亲徐、庾。’晁子止亦谓：《晋史》丛冗最甚。”亦然如法泡制。直到清代，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为代表的正宗言论仍对《晋书》握抵赖立场：“其所批驳，略履行而奖浮华；其所采择，忽正典而取演义，波靡不返，有自来矣。……其所载者，大抵宏奖风骚，以资谈柄，取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与刘孝标所注，逐一互勘，险些一谈收入，是直稗官之体，安得目曰史传乎？……正史之中，惟此书及宋史，后东谈主纷纷改撰，其亦有由矣。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一火，考晋事者，舍此无由，故历代存之不废矣。”这段话险些成为对《晋书》的盖棺论定。
不过，偏见之流行，并不等于念念想者真的都给我方休假休息。早在宋代，刘知几史学念念想的巨擘性，就受到另一位史学人人的挑战。司马光在《与范内翰论修书帖》中相当辨证地指出：“其实录、正史偶然皆可据，演义偶然皆无凭。”与表面家的刘知几不同，司马光是个告捷的执行家。在《资治通鉴》所参考依据的各式史籍中，演义、杂记就占有格外的比重。他的这句话当是执行诠释的回来，而非不切实质的空言。南宋东谈主叶适在全面阐发《晋书》的得失后，也承认，其所“得”占七、约略，其所“失”则不过二、三成。[7]赵翼也说：“论《晋书》者，谓其时修史诸东谈主皆文咏之士，好采狡辩碎事，以广异闻，又史论竞为艳体，此其所短也。然其时史官，如令狐德棻等，皆老于文学，其纪传叙事，皆爽洁老劲，迥非《晋》、《宋》二《书》可比，而诸僭伪载记，尤简而不漏，详而不芜，视《十六国春秋》不可同日语也。”[8]这评价就缓缓趋于握温存公允。到了近代，在新念念潮、新不雅念的影响下，东谈主们对历史书写的默契更为客不雅和科学，《晋书》的侥幸随之大为改不雅。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盘考法》中说：“举例《晋书》，自刘知几以下，共讥其杂采演义，体例不纯。吾侪视之，则何伤者？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《三国志》，字字精严，笔笔历练，则苟无裴松之之注，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。”[9]这既是为《晋书》鸣叛逆，又何尝不是为《世说》等“稗官演义”讨庄严？这里，咱们看到，批驳毁誉，都习惯性的将《晋书》与《世说》并论，险些给东谈主一种“成也《世说》，败也《世说》”的惊奇了！
至至今天，更多的学者则合计“当前晋史算是一部好的正史”，[10]“虽不足史汉三国诸书，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，尤当较亲一筹，其搜讨之博，包罗之富，诚汉以后一伟大著述也”。[11]唐修《晋书》采录《世说》，不仅“绝非修史之弊，相背，却是东谈主们对以往史书选材窄小这一弊病的克服。”[12]它体现了史臣们共同努力的优容的文化胸宇，在客不雅上还增强了史书的灵活性。这一文化史上毁誉各半、聚讼纷纷的摄取气象，的确值得长远盘考。
三、《晋书》对《世说》的采选、采撰和点窜
对于《晋书》采录《世说》之概况，今东谈主高淑清、张亚军都曾作念过统计，其中高氏的统计终了如下：“《晋书》共设十四个类传，其中十个类传选拔了《世说新语》的要求。合而计之，传记共采入130东谈主，307条。选拔《世说新语》的东谈主数约占《晋书》传记所立东谈主物的17%。况兼不仅仅一个东谈主选拔1条，有的传，一个东谈主多至10余条。如《王戎传》选拔12条，《顾恺之传》选拔11条等。除传记外《晋书》的帝纪部分又采入3东谈主，5条。传记与帝纪共采入133东谈主，312条。而今本《世说新语》所收共1130条本文，唐修《晋书》援用的312公约占《世说新语》条标的28%。”[13]这一统计数据大体是真确的。数据标明，《晋书》采撰《世说》的进度的确惊东谈主，但若要借此了解《世说》在初唐时期的摄取情况，还必须对以下四个方面详加捕快。
（一）采选与剪裁
从上举数据可以看出，唐修《晋书》尽管取资《世说》甚多，但绝非像《四库总目撮要》所说，达到了“取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与刘孝标所注，逐一互勘，险些一谈收入”的进度。事实上，《世说》与《晋书》共同触及之东谈主物，其言行遗闻的很大一部分，如故被《晋书》传记及载记割舍了，而像支遁、许询那样在《世说》中闻名全国的东谈主物，《晋书》居然莫得为其立传。[14]这说明，《晋书》对《世说》的记录并非照单全收，而是采选有度。而其遴录采选也奉命着一定的原则，借此可以一窥其总体的编撰倾向。
当先，是宝贵关键历史事件中东谈主物的阐述。如简文帝本是一位雅好清谈的风骚天子，留住许多清谈及品题东谈主物的名言佳对，如“跻峰造极”、“会心处不消在远”、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东谈主”、“以简应付之繁”等，但《晋书·简文帝纪》一概剔除，而只将发生在简文身上的与国是大局酌量的记录——如《政治》篇“初，荧惑入太微”条等——采之入书。其次，是异常偏疼能够阐述东谈主物秉性风貌的记录（如《识鉴》《赏誉》《容止》等篇），而对与东谈主物身份相去较远的遗闻忽略不计，有时还为尊者、贤者讳。如《温峤传》只录取其临危罢黜、“建匡立之功”（《世说·言语》35）等掌故，而闻名的“温公娶妇”以及“世论温太确凿过江第二流之高者。时名辈共说东谈主物，第一将尽之间，温常失神”（《品藻》）的记录，则付之阙如。又如《周顗传》为了阐述周顗“处腴能约”、“高才雅谈”、“抗言无挠，甘赴鼎而全操”（见传后“史臣曰”）的忠臣形象，就把他“与亲一又言戏秽杂无检节”的所谓“沉一曲”（《任诞》）的轻视步履一笔勾销。至于像“简文见田稻不识，问是何草”（《尤悔》）的难过事，天然更是避之唯恐不足了。
第三，对于过分夸张或不甚真确的记录，加以恰当剪裁。如《世说·德行》第14“王祥过后母朱夫东谈主甚谨”条及刘注，《晋书·王祥传》大部分给予选拔，惟独不载后母夜半杀祥，“值祥私起，空斫得被”的恐怖情节。此外，剪裁的时间有时也作事于将演义叙事回荡为历史叙事的标的。如《世说·尤悔》第7条：
王导、温峤俱见明帝，帝问温前世是以得天地之由。温未答。顷，王曰：“温峤幼年未谙，臣为陛下陈之。”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，诛夷名族，宠树同己。及文王之末，腾贵乡公务。明帝闻之，覆面着床曰：“若如公言，祚安得长！”
而《晋书》将其系诸《宣帝纪》，在打法司马懿的一世行过后，于临了一段节引此条云：“明帝时，王导侍坐。帝问前世是以得天地，导乃陈帝创业之始，及文帝末腾贵乡公务。明帝以面覆床曰：‘若如公言，晋祚复安得永远！’迹其猜忍，盖有符于狼顾也。”《世说》中本无对于司马懿的正面记录，《晋书》挪用《世说》此条则成了对司马懿的侧面描写，在对司马懿本传收束的同期，又通过其子孙之口对司马懿作了形象的历史评价，这么的编排的确颇具匠心。况兼，由于历史时候（“明帝时”）和叙事形式（倒叙）的细则，这段在《世说》中以“点”的式样被摄取的故事，就被置于一种时候的“线”性历程中，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至于温峤其东谈主，因为与主旨无关，干脆被“腰斩”了。此外，针对传闻异辞，《晋书》又会选拔拼接之法，如《合法》第36、38两条，都提到孔群指斥匡术“鹰化为鸠，尤憎其眼”，实质上属于一事而传闻异辞。《晋书》不悟《世说》传疑之意，乃合两事为一，牵强附合而偏离史实。故余嘉锡说：“盖《晋书》好采演义，不欲有所采选，故为此弥缝之术也。”[15]确凿一语中的。
天然，《晋书》采录《世说》也存在不少不实。《世说·悛改》“周处斩蛟”事，本属不经之语，而《晋书·周处传》竟引之入书。不过，这么的不实在《晋书》中，毕竟如故极个别的气象。
（二）统整与编排由于《世说》分门隶事，消亡东谈主物的不同性质的言行被散播在不同的篇目里，因此，在进行史学收复时就必须以东谈主物为中心从头归类。《晋书》恰是将这些散播的材料统整起来才完成一篇篇传记的。对于那些细则要用的材料，则必须加以分析、盘考，弄清其发生的时序，然后统整、糅合，使散播的零件熔铸为一个前后相续、因果相仍的一个序列或全体。如《晋书·周顗传》：
顗性豪阔而友爱过东谈主，弟嵩尝因酒怒目谓顗说：“君才不足弟，何乃横得重名！”以所燃烛炬投之。顗表情无忤，徐曰：“阿奴火攻，固出下策耳。”（《世说·雅量》21）王导甚重之，尝枕顗膝而指其腹曰：“此中何通盘也？”答曰：“此中言归正传，然足容卿辈数百东谈主。”（《排调》18）导亦不以为忤。又于导坐傲然啸咏，导云：“卿欲希嵇、阮邪？”顗曰：“何敢近舍明公，远希嵇、阮。”（《言语》40）
这里连用三则《世说》要求而不觉生硬，即是用了“顗性豪阔而友爱过东谈主”、“王导甚重之”等语句精巧粘连的终了。统整一般采取“总－分－总”的叙述结构，或总尔后分，或分尔后总，分述时以“尝”“曾”“又”等词勾连，回来时则多选拔“性……而……”或“其……如斯”句式，如“其矫强镇物如斯”（《谢安传》）、“其罢休显贵如斯”（《陆玩传》）等等，使《世说》打乱时序和因果酌量的“丛残小语”从头回到史传叙事的时候历程之中。
（三）订补与训释
《世说》记录逸闻琐语，常常忽略配景，以文害辞，《晋书》则稍加考辨，取其详审。如《赏誉》第54条：
王丞相云：“刁玄亮之察察，戴若念念之岩岩，卞望之之峰距。”
此条当转引自《郭子》，末有“并一见我而服也”。乍一看，读者会以为这句话是王导对刁、戴、卞三东谈主的赞颂，其实否则。刘孝标注引比《郭子》更早的《语林》，就将事情真相知道无疑：
孔坦为侍中，密启成帝，不宜往拜曹夫东谈主（王导妻）。丞相闻之曰：“王茂弘驽痾耳！若卞望之之岩岩，刁玄亮之察察，戴若念念之峰距，当敢尔不？”
原来，这话本是王导的气氛之词，同期也暗含了对那三东谈主的不悦，酌量三东谈主与王氏眷属的相干，这么的记录如故恰当史实的。《晋书》将此事置诸《卞壼传》，并选拔了《语林》的说法，且加了一句铺垫：“时王导以勳德辅政，成帝每幸其宅，尝拜导妇曹氏。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。导闻之曰：……”这么就把这句话的配景打法明晰了。另如《文学》篇“三语掾”的故事，《世说》记录是阮宣子（修）与王夷甫（衍）问答之词，而《晋书·阮瞻传》则以此事属之阮瞻与王戎。查《御览》二百九《太尉掾》门及三百九《言语》门引《卫玠传说》所载此事，均作阮沉（即阮瞻），程炎震以为“则是瞻，非修也”。[16]可见，史臣们为了考信务实，的确是下了大功夫的。
除了订补，还有训释。《世说·赏誉》：“桓茂伦云：‘褚季野皮里阳秋。’谓其裁中也。”后一句解释有东谈主怀疑是“读者考语搀入正文”。[17]这是有可能的。因为今本《世说》几经宋东谈主删削，不复其旧，而“唐写本残卷”所见数条，绝无此类看似作家“旁白”或“解释”的语句。“裁中”云云似不对《世说》撰例。但不管如何，至少标明，“皮里阳秋”一语，在《世说》的编撰或流传过程中，属于存在“默契阻塞”的词语，需要加以通顺解释。《晋书·褚裒传》则作：
裒少有简贵之风，……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：“季野有皮里阳秋。”言其外无臧否，而内有所批驳也。
这里的“言其外无臧否，而内有所批驳也”，恰是对“皮里阳秋”一语的解释。[18]此外，《世说》有些词句因为出自白话，断句颇难。如《合法》“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”条，当王坦之告诉其父王述（蓝田）桓温要为子求婚之后，“蓝田盛怒，排文度下膝，曰：‘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！’”此句句读，直到明代尚众说纷纷，[19]实则这一问题《晋书》早已处理。《王述传》作：“汝竟痴耶？讵可畏温面，而以女妻兵也！”相当准确的传达了本文的趣味，也更为恰当王蓝田狷急抗直的性格。这些对《世说》本文的训释，或出于会心，或凭借考据，使文本背后的趣味和语境更为清爽了。
（四）赞润与点窜
唐修《晋书》对《世说》的选拔，事实上也属于“二度创作”，好多场地都作念了眇小的编削。或编削笔墨，添枝增叶。如《识鉴》载：“张季鹰辟王人王东曹掾，在洛见秋风起，因念念吴中菰菜羹、鲈鱼脍”，《晋书·张翰传》则改作“菰菜、蓴羹、鲈鱼脍”，似乎更恰当生涯知识。[20]
或编削东谈主事，归正为误。如《世说·德行》载：“王安丰遭艰，至性过东谈主。裴令往吊之，曰：‘若使一恸果能伤东谈主，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。’”《晋书·王戎传》竟改裴令（即裴楷）为其半子裴頠；《识鉴》“王恭随父（王蕴）在会稽，王大（忱）自都来拜墓，恭暂往墓下看之”条，《晋书》以王大为王悦，张冠李戴，导致不实。天然，也有看似对《世说》所记东谈主事有编削，而实质上是《晋书》别有所本的情况，如《文学》篇记：“殷仲文天才宏赡，而念书不甚广，博亮（疑当为傅亮）叹曰：‘若使殷仲文念书半袁豹，才不减班固。’”《晋书·殷仲文传》作谢灵运语，且解释说“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”。而据《文选集注》六十二江文通拟殷东阳《兴瞩诗》注，此札记录乃引自沈约《俗说》。这么的编削究竟是对是错，咱们就难以判断了。
或一事两系，节外生枝。如“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”条，写温峤既诣王丞相，丞相亦厚相酬纳，既出，陶然言曰：“江左自有管夷吾，此复何忧！”（《言语》）《晋书·温峤传》节引此条用之，而《王导传》又以此事属桓彝。再如《世说·赏誉》第15条：
庾子嵩目和峤：“森森如千丈松，虽磊砢有节目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”
此札记录辞别被《晋书·和峤传》和《庾敳传》收录，一为庾敳题目和峤，一为庾敳赏誉温峤。姚范《援鹑堂笔记》三十三对此事详加考据后说：“《晋书·敳传》作温峤，自不误。其《和峤传》乃又采《世说》妄入之，斯为误耳。”余嘉锡氏按语亦云：“今本《晋书》杂采诸家，失于契勘耳。”[21]凡此种种，都说明由于《晋书》乃属集体撰修，作家学识脉络不同，材料着手纷纷，其个中情节十分复杂，是以所谓《晋书》对《世说》的摄取仅仅一个浅薄的说法。
但这些细枝小节比起那种带有关键政治原因、不得霎时为之的改修来，实在是不足为患。由于《晋书》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径直授意下撰修的，事实上带有“政治任务”的色调，唐太宗以至还躬步履一些纪、传撰写评论，在《晋书》中往往以“制曰”出之，故唐修《晋书》又有“御撰”一说。[22]在这么的配景下修史，史臣们对历史东谈主物的记录和评价，不可能不受到最高总揽者的影响。日本学者净水凯夫淡薄了一个相当迫切的不雅点，即唐修《晋书》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圣意热烈掩盖下改修的。比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说：“（羲之）年十三，尝谒周顗，顗察二异之。时重牛心炙，坐客未啖，顗先割啖羲之，于是始知名。”这一记录，是将《世说新语·汰侈篇》收录的“王右军少时，在周侯末坐，割牛心啖之。于此改不雅。”改修入《晋书》的。“《世说》编者本意是对少年王羲之行径的胆大、失礼的性格稍许加以品评，因此才把它收在带有贬意的《汰侈篇》中；而《晋书》编者却特意志地把遗闻改成称扬王羲之，这不仅是单纯的字句阐述上的改修，而是相干到东谈主品的关键修正。”[23]因为李世民对王羲之异常偏疼，合计其书道“抽象绝伦”，古今独步；一代“书圣”就此产生。《世说·容止》“时东谈主目王右军：飘如游云，力壮身强”条，本是对王之风韵的品藻之语，而在《晋书》里，则变成“尤善隶书，为古今之冠。论者称其笔势，以为飘如游云，力壮身强。”这些“改修”，当是王羲之书品地位因天子的发扬而空前进步的居品。
此外，《晋书》对《世说》的摄取还表当前，《世说》的一些分类及品题用语如“容止”、“简傲”、“识鉴”、“雅量”、“悛改”、“股东”等被《晋书》多半沿用，可见，这些词语在唐代还是成为全面展现魏晋风韵的基本元素了。
四、结语
说七说八，《晋书》的编撰者选拔《世说》，基本上是把《世说》行动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，立场上与对其它史料并无不同。况兼，《晋书》对《世说》的选拔还很保守，消亡事件淌若同期见诸《世说》偏激它文件，《晋书》偶然独重《世说》。[24]诚如余嘉锡所言：“凡《世说》所载事，皆自有出处，《晋书》往往与之同出一源。后东谈主读《晋书》，见其与《世说》同，遂谓采自《世说》，实否则也。”[25]从此一角度说，今天所统计的《晋书》采撰《世说》之数字实有夸大之嫌，某种进度上，《世说》并非起源性材料，而是上演了一个“二传手”、“中转站”的脚色。
那么，何以《世说》被《晋书》选拔会成为一个阻塞忽视的文化气象呢？窃以为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：其一，《世说》在初唐时已流传甚广，为文化圈中东谈主士所脍炙人丁，同期，《世说》的版块还是得到定型，且已行动一个全体为东谈主们所熟练和摄取，是以，对《世说》的任何一种文化加工（援引或采撰）极易被东谈主明锐地发现和捕捉。这亦然东谈主们对《晋书》援引采撰的其它参考文件闭目掩耳，惟独对《世说》过目不忘的首要原因。
其二，由于《世说》具有高度细致的话语艺术，塑造了一批极富个性的东谈主物，它的绝大多数要求都自成一个相对寥寂和完满的艺术品，一朝妄加编削割裂，例必会毁伤其原本的艺术性和完满性，抒发终了也要大打扣头。是以对它们的创新很难作念到“不留思路”，频频的情况是，只能作念些字句的变换，而弗成、更是不忍作念大的编削。这么作念的代价是，极易被胶柱鼓瑟地找到“出处”，从而授东谈主以柄。《晋书》对《世说》的这种“不忍割爱”的立场，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其时东谈主们对《世说》艺术价值的招供。
第三，《晋书》吸取《世说》的话语艺术及东谈主物塑造之法后，使史传叙事的文学色融合写实终了都大大加强，这是它对传统史书撰写形式的一大冲突，亦然“自是言晋史者，皆弃其旧本，竞从头撰者焉”的主要原因。刘师培在论及汉魏六朝的“写实文学”时指出：“《晋书》《南、北史》喜记琐事，后东谈主讥其近于演义，殊不尽然，试不雅《世说新语》所记其时之言语行径，方言与谐语并出，俱以传真为主，毫无文饰。《晋书》、《南、北史》多采自《世说》，俱非如后世史官之以意为之。至其词令之隽妙，乃自两晋清谈流为风俗者也。”“唐以后之史书用虚写者甚多，非独不足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且远逊于《晋书》《南、北史》。唐东谈主所作之演义未始未几，而《唐书》是以不足《晋书》、《南、北史》之选拔《世说新语》者，则由文胜于质，不善写实资料。……今之谓中国文学不善写实者，责之唐宋以后诚然，但不得据此以轻篾隋唐当年之文学也。中国文学之敝，皆自唐宋以后始。”刘氏以写实与虚拟畅谈文史，以为既有写实之文学，亦有虚写之史书，史书而采写实之文学，不仅不为小过，以至还有大功。如斯见解，宏通高迈而又瞻念察细微。[26]只能惜，在以刘知几为代表的正宗史家“诛心之论”暗影的掩盖之下，《晋书》的这种创新性一直莫得得到充分默契和踵事增华，唐以后历代史书变得口眼喎斜也就在所不免了。（刘强）
凝视：
[1]参见刘强《“世说学”论纲》，载《学术月刊》2003年11期。
[2]刘知几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。
[3]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卷七“晋书”条。
[4]如《史通·暗惑篇》中，刘知几评《容止篇》所记曹操“代笔”事说：“昔孟阳卧床，诈称王人后；纪信乘纛，矫号汉王。或主遘屯蒙，或朝罹兵革，故权以取济，事非获已。如崔琰本无此急，何得以臣代君？况魏武经纶霸业，南面受朝，而使臣居君坐，君处臣位，将何以使万国具瞻，百僚佥瞩也？又汉代之于匈奴，虽复赂以金帛，结以姻亲，犹恐（兀虫）毒不悛，狼心易扰。如辄杀其使臣，不显罪名，何以怀四夷于外蕃，建五利于中国？”余嘉锡于此加按语说：“此事近于儿戏，颇类委巷之言，不可尽信。然刘子玄之握论，亦复过当。考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：自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以后，南单于奉藩称臣，……。其君长且低头受屠割，纵杀一使臣，曾何足言？……子玄名过其实，慢握西京之已事，例之建安之朝，不亦傎乎？”语极有见。参见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页606。
[5]按：臧荣绪所修《晋书》早已一火佚，今所见臧书是清东谈主汤球的辑本（凡17卷，又补遗1卷，丛书集老本），而辑本中有不少选拔《世说新语》的例子。刘知几要品评，也应该先从臧荣绪开刀。
[6]参见高淑清《晋书因何采录世说新语》一文，载《社会科学阵线》1999年6期。
[7]见叶适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三十《晋书·总论》。
[8]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卷七“晋书二”条。
[9]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盘考法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1995年版。
[10]见刘节《中国史学史稿》。
[11]廖吉郎《六十年来〈晋书〉之盘考》，台北中正书局1974年版。转引自朱大渭《晋书的评价与盘考》，载《史学史盘考》2000年第4期。
[12]参见高淑清《晋书取材世说新语之拙见》一文，载《社会科学阵线》2001年第1期。
[13]参见高淑清《晋书取材世说新语之拙见》。另，张亚军的统计终了大致与高淑清疏浚，故不赘举。见《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调》，载《王人王人哈尔大学学报》2001年7月。另有柳士镇也作念过统计，计有400余条，占《世说》总条标的三分之一强。参见《〈世说新语〉〈晋书〉异文话语相比盘考》，《中州学刊》1998年第6期。
[14]李慈铭《越缦堂日志》第二十一本说：“《晋书》无许询、支遁等传。名言佳事，刊落甚多。盖以鸠摩罗什、佛图澄皆有谈术，故入之《艺术传》。遁既缁流，而以风俗著称，无类可归，遂从阙略。然不列询于《隐逸》，又何说乎？若收许询，便可附入谈林。因及释谈安、竺法深、慧远诸东谈主，标举胜会，亦自可不雅，作史者所欠妥遗也。”
[15]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上海古籍出书社1993年版，页319。
[16]程炎震《世说新语笺证》，载《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》第七卷第二期（1942）、第三期（1943）。
[17]参见萧艾《世说探幽》，湖南出书社1992年版，页17。
[18]周一良《魏晋南北朝时札记·晋书札记》：“《晋书》外无臧否云云，即解释‘裁中’一词。”此说偶然。从语意上分析，也可以默契为对“皮里阳秋”的解释。若“裁中”一词果为后东谈主所注，则《晋书》作家偶然得见。周氏还说：“然《世说新语》及《晋书》之解释皆近于妄生穿凿。‘皮里’实即‘活东谈主’之意。……皮里阳秋欢喜不过活春秋也。”方一新则合计：“将‘皮里晋书’解释为‘活晋书’，趣味并可以，但似弗成由此得出‘皮里’即是‘活东谈主’，‘皮里阳秋’（阳秋）就等于‘活春秋’的论断。”见方一新《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》，黄山书社，1997，页201。
[19]凌濛初尚以为当以“面兵那”为句，殊不可解。见凌濛初《世说新语饱读励》本按语。
小色网[20]详见余氏《笺疏》，页394。
[21]参见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页427－428。
[22]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“正史类”称：“《晋书》一百三十卷，房玄龄、褚遂良、许敬宗、来济、陆元仕、刘子翼、令狐德棻、李义府、薛元超、上官仪、崔行功、李淳风、辛丘驭、刘引之、阳仁卿、李延寿、张文恭、敬播、李安期、李怀俨、赵弘智等修，而名为御撰。”
[23]参见净水凯夫《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》，载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》1996年3期。
[24]如前边提到过的《识鉴》第16条“褚裒默识孟嘉”的故事，《晋书·孟嘉传》的记录就与《世说》不同。对照此条刘注引《嘉传说》，可知《晋书》实祖述《嘉传说》，笔墨险些全同。
[25]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页428。
[26]参见罗常培整理的刘师培《汉魏六朝众人文盘考·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》，载《中古文学史论集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7年6月版。
（原载《上海师大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6年第2期）色哥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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